近年来，国家安全抗辩因其兼具政治性与法律性的双重属性而被西方国家频繁援引以阻挡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进程。华为在瑞典遭遇的禁令即为明例。在用尽当地救济无果后，华为已于2022年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提起国际投资仲裁，案件即将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过分析东道国安全抗辩的两种法律基础、结合本案案件事实，笔者认为瑞典极有可能基于习惯国际法中的国家“危急情况”提出抗辩。据此，华为在仲裁中应采取如下策略：明确否定瑞典存在习惯国际法中的国家“危急情况”,在举证阶段积极援用不利推定以否定瑞典的安全抗辩，最后，针对瑞典违反投资保护义务的事实提出索赔请求。作为首场就5G禁令提起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此案对于中国投资者应对习惯国际法中的国家“危急情况”具有重要价值，也为前瞻性地应对其他安全抗辩，即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安全例外条款，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