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李獻奇、趙會軍先生在編寫《洛陽出土歷代墓誌目録》時，曾根據《張留客墓誌》、《崔紓墓誌》、《賈洮墓誌》和正史記載指出，咸通九年至十二年（868—871）洛陽和豫西發生了疾疫和饑饉〔1〕。除了兩位先生已注意到的墓誌之外，還有一方《沈子柔墓誌》亦有描述此時期疾疫造成的慘況：“咸通寅年，年多癘疫，里社比屋，人無吉全。”〔2〕咸通寅年應指咸通十一年，此年朔庚寅。雖然并不能完全確定疾疫和饑饉爆發和終止的時間，《沈子柔墓誌》中的記載可以進一步確認李獻奇和趙會軍解讀所得的歷史圖景，即，饑饉、旱災相伴隨的疾病在上述地區蔓延並持續有年。如果我們追隨著郭靄春、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 ）和陳邦賢等先生對隋唐時期疾疫資料進行輯録與編年的思路〔3〕，就可以將咸通九年至十二年添加到疾疫年表之中，但有些問題尚需回答。